Stockholm Syndrome 也有人稱為人質症候群。
1973年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有3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人質被銀行搶匪劫持有6天之久。 剛開始時搶匪用槍恐嚇及威脅人質，接下來的幾天，搶匪讓人質上廁所及四處走動。這段期間人質和挾持者開始交談並認識彼此，人質和挾持者產生心理認知上的雙向連結。在事件結束後這些人質甚至去探視挾持者，有兩名人質在訊問時幫挾持者辯護，一名人質並在挾持者出獄後嫁給他。 瑞典公共電視台還在此一當年轟動全球的新聞事件發生三十週年前夕，把搶案始末拍成影片，台灣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
另有一個典故：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占領斯德哥爾摩，以極其粗暴、強硬的紀律，壓制、迫害一向自認為是「高貴白人」的北歐人民，這些高傲的北歐人，在遭受壓制的過程中，竟然有些人反過來對納粹的強硬，鐵的紀律產生好感，心甘情願和他們合作，打自己同胞的小報告，後世稱這種陰暗的心靈叫「斯德哥爾摩症」。「斯德哥爾摩症」聲名大噪是在美國某大報閥的獨生女派翠西亞，在遭「都市恐怖份子」挾持之後，後來竟然對挾持者發生欽敬之情，甚至加入組織，和這批恐怖份子一起幹起「打家劫舍」的行為來。
研究還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範圍從集中營的囚犯、戰爭囚犯、乃至於娼妓、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調查的結論是，如果符合某些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首先，受俘者必須真正感受到綁匪威脅到自己的存活。其次，在遭挾持的過程中，被綁的人必須辨認出綁匪可能施予一些小恩惠的舉動。第三，除了綁匪的看法之外，受俘者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最後，受俘者必須相信逃離是不可能的事。
專家認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這種心理轉變，可發生在三到四天時間，但必須強調的是，身歷這種症候群的人並不是瘋了，而是他們正在為保住生命而戰。這種症候群代表受俘者藉由討好綁匪，以確保自己的一種策略。
受擄者盡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釁綁匪；而受俘者這樣做的時候，也漸漸失去自我意識，直到完全接受擄人者的觀點。假如受俘者現在用擄人者的眼光來看世界，他們就不再渴望自由，結果是當救援到來時，受害人可能會抗拒營救。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個人對生存的認知，也是受虐者對生存的掙扎，並非荒謬和異常的表徵。 然而在社會常理推斷下 （例如：『你有機會逃離卻不離開， 你是共犯！』『離開施暴者就沒事了，這麼簡單！』）受虐者的權益和將被漠視和剝奪，毋論是在家庭暴力或人質的情況裡。這讓我想到，現在社會上充斥婚姻暴力，我身邊就有朋友遇到，聽她描述時我真是覺得匪夷所思，還很義氣的建議這樣的男人，不要了啦∼結果朋友最後總是會說，這麼多年了，已經習慣嚕，而且當初老公是她自己挑的，后∼一方面為朋友的懦弱（當時我是這樣覺得），二方面為自己的豬頭（倫家根本只是要你當聽眾，你建議個鬼喔）差點為之氣結。認識這個症候群，才知道，原來這裡頭有這麼複雜的心理因素。
到現在還沒落幕的總統大選，競選期間也有許多人批評連、宋、馬與國、親兩黨的政客們，將他們對於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與政治打壓的情況視為理所當然的心理，就是屬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病癥！ 愛米不想在這邊討論政治，只是這次在認識這個症候群的找資料過程中，發現還不少用這個觀點來討論政治現象的。
原文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chetbaker/16868215
從犯罪的角度來看，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徹底掌握自己生存權的殺手，人質就會漸漸把生存權付託給這個綁匪。時間拖久了，綁匪對於人質的一點善意，都會覺得讓人質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容與慈悲。換言之，當人性承受的壓力越大，時間越久，壞人會逐漸變成好人，人質也會逐漸對綁匪產生了同情、認同乃至於崇拜。
在愛情的領域中，不乏受暴者與加暴者。在七夕前，婦女救援基金會公布一項民調，公布危險情人的特徵。那些特徵並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犯後受暴者的反應才真的耐人尋味。因為許多受暴者的反應，竟然是「繼續溝通」。很遺憾，我必須要這麼說，男人（女人也一樣），一旦開始使用暴力（身體或語言），只要一次，對，就是一次，原則上就不可原諒。因為暴力有重複性，只要對方存在控制慾與權力慾，即使道歉，也是暫時的悔意；所有的暴力情事，很快就會重複發生。不論是性暴力或是身體暴力，其實都是控制慾與權力慾的展現，性慾的滿足，許多時候也只是佔有慾及權力慾的滿足而已。受暴者的原諒，往往只會是姑息，甚至把對方短暫的好，看做是天大的恩賜，或者乾脆認為，對方已經悔改了，這些都只會讓悲劇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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