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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社會大眾對於憂鬱症的自覺越來越高，也無可避免的把憂鬱症給污名化。如今，人們辨識憂鬱的能力提高了，卻把更多人標籤為精神疾病，嘗試去「治療」它。
但是，與正常不同，就是一種病嗎？沒有憂鬱，就沒有李白的詩句；沒有躁鬱，哥倫布就不敢把艦隊駛向海天交會；沒有反社會人格，就沒有國父挺身而出對抗滿清；沒有自殺，歷史就會少掉文天祥與岳飛。
也許，抗憂鬱劑可以讓李白免於醉後撈月而死；鋰鹽可以讓哥倫布不敢開著帆船航向天際；把國父關進療養院免得一生多數時候流亡海外；為文天祥與岳飛安排心理治療，他們也許能笑別南北宋，回家當個好丈夫、好爸爸。
倘若時光倒流，難不成上述人物的「疾病」都應該治好？真是那樣，現在恐怕還在石器時代。歷史是由「異常」與「正常」交會時所發出來的狂喜大悲、光熱能量所組成的，要維繫這個歷史與世界，兩者缺一不可。更直截了當的說：病與常，都肩負了歷史演進的重責大任。
即便我們將眼光推到客觀性的極點，以海洋性貧血為例，它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不會傳染，但在東南亞沿岸海國盛行率特高。原來，熱帶海國多瘴癘，而海洋性貧血卻可以抵抗瘧疾。疾病與人類協防的結果，就是各國的高盛行率。
生物性的疾病如此，心理性的疾病，又何嘗不是如此？試想：即便憂鬱是遺傳的，那麼在多年的物競天擇下，擁有憂鬱基因的人類應該都淘汰光了，怎麼物種越是先進，越會憂鬱呢？
憂鬱症跟所有疾病，都在維護著某種健康。倘若沒有憂鬱症，可能更多人亡於過勞死；沒有焦慮症，可能更多人毀於飆車。世間種種常態與病態，都是彼此相生相?的，才能將世界穩穩固定下來。
從橫斷面來看：精神問題是被架構在社會系統中的。例如：阿信的力爭上游與諸多苦難互為共軛，缺一不可。萬一阿信在年輕時抽中大樂透，這齣戲還演的下去嗎？回到現實世界，許多為了兒女操心到老的母親，在兒女事業有成後，她不憂鬱，家裡還有人會注意到她嗎？
從縱斷面來看：精神問題是被歷史背景所詮釋的。
楊貴妃年代沒有肥胖症，因為吃不飽的時代不會有肥胖的概念；沒有心肌梗塞的年代，也沒有人會去注意膽固醇。心肌梗塞與膽固醇也必須在共軛關係下才有意義。
一旦人們試圖放棄時空框架來改變個案，那所有問題都會失序。
有位母親罹患焦慮症，至孝的兒子替她請菲傭。問診後才發現：母親打掃家裡幾十年，不習慣有外人見到「尚未打掃前的醜狀」，菲傭一來，就拚命打理家裡，累的半死；一位仙姑，原本在北縣某廟宇為民眾解惑，由於幻聽妄想嚴重，看起來真能與神人溝通，鄉民皆篤信不移。很多人來訪，為的只是求心安；但是後來衛生所把她強制送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但是因為慢性化了，無法治療，最後只好送到療養院。就這樣，現代醫療把一個月入十餘萬的仙姑，變成了一個精神病患，政府還得補貼她數以萬計的藥費與伙食費，最後，鄉民還少了一個舒壓的管道。
這種缺乏整體觀的干預，帶來的破壞遠大於建設。
台灣所面對的憂鬱狂潮，正是心靈生態的一個大反撲。戰後嬰兒潮以下，不斷嘗試給下一代「幸福的一生」，卻忽略了人類心靈必須在適度考驗下才能保持健康。曾有個案表示：「所有美好的事物，我在二十五歲以前都有了，以後幾十年，叫我怎麼活下去？」
適度的憤怒、悲傷與匱乏，是讓心靈維持健康的必需品。現在，人類把這些東西都去掉，下一代的心靈當然變得脆弱。
此刻，心理專業者的成本高昂，量產不易，尚無法替代民俗信仰的安定作用。衛生機關一味想消滅憂鬱，心靈世界將更加失衡，自然發生的補償作用，會讓人類陷入更大的憂鬱。心理大師之女死於憂鬱，政商名流每多社交畏懼症的兒女。研究報告也顯示：精神科醫師的自殺率與離婚率，遠遠高於一般人。而社會福利最好的北歐，正巧擁有最高的自殺率。
盡速終止美式單邊主義作風的憂鬱防治，改與萬物共存，承認且接納所有的聲音，能從病態中欣賞到美感。讓李白像李白，也自己像自己：雖然未必快樂，但至少甘願。此時，失序的心靈生態才會慢慢恢復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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