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經典＊戲劇哲學：典型的性格矛盾及其发展过程 @ 世界的變形與內聖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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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卷）游焜炳：典型的性格矛盾及其发展过程

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说：“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 他并批评《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人”②。鲁迅将《红楼梦》的价值及其对传统小说的突破首先归之于它的真实性，又将它的真实性归结为性格真实，而性格真实的关键，又归结为性格的矛盾性；同时将《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失真，归结为性格的片面性。这实在是个切中传统流弊且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高尔基也明确要求描写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③“每一种品质未必能够完全决定一个性格，”必还有“其他伴随着它的、但跟它并不一致”的品质④。《拉摩的侄儿》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便因它塑造了个既卑贱又高傲、既自甘堕落又勇于自我解剖、既百无聊赖又不无才能、既常出岔子又精明老练这么一个十分矛盾的主人公。其实，举凡中外古今名著中不朽的典型，哪一个不是具有多种矛盾的。文学史上，根本找不出一个单一品质的无矛盾的人物而能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

　　本来，世间任何事物无不具有矛盾；没有矛盾，事物就不存在，就不会发展，就没有世界，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常识。“某物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只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如果它不能在自身中包含矛盾，那么这个某物就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⑤ 人是世间最复杂的事物，更是充满复杂多样的矛盾。人物性格若是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就不真实；若是没有复杂多样的矛盾，就不是活生生的多样性统一体。

　　可以并应该表现人物性格矛盾，按说不成问题。但，事实上，由于受政治上的“左倾”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束缚，长期以来，无论是创作、批评和理论，对此都是忌讳的，因而造成了严重失误。创作上，正面人物神化，反面人物鬼化，取消性格矛盾的现象比比皆是。文艺批评中对某些写了矛盾复杂的人物的作品，动辄便扣上“丑化”、“歪曲”、“非本质”、“不典型”、“没有教育意义”之类的帽子，反而常将那些无矛盾的虚假人物捧为典型。文学理论方面，一直无法理直气壮地提出写人物的矛盾。６０年代有同志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还只是就“中间人物”提出“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便被上纲为“写‘矛盾的人物’就是模仿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小人物’”，“写‘人物的矛盾’就是要美化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是要将“内心分裂”、“双重人格”的资产阶级分子“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上。一句话，给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打下去了。

　　还有一种片面的认识，以为反映社会矛盾总是通过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人物双方的斗争来体现；未认识到社会矛盾往往也反映在同一人物身上。取消了性格矛盾，也就取消了社会矛盾，表现了性格矛盾，也就反映了社会矛盾。封建传统礼教与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既体现在贾政、宝钗等卫道者与叛逆者宝玉、黛玉的冲突上，也表现在宝玉自身一方面突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另一方面又囿于封建礼教、顺从父母之命的性格矛盾中。

　　社会主义文艺要反映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不同的人物之间，也体现在同一人物身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归根结底，是要靠每个人自己不断以社会主义精神抵御、清除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表现新时代人物性格矛盾，其意义便不仅在于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还在于有利于反映社会矛盾，努力塑造在矛盾中成长的新人形象，更有助于启示、激励和教育人们更自觉地努力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有人以为性格矛盾就是指性格中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两极，以致性格矛盾理解为“精神分裂”、“双重人格”。也有人将性格矛盾仅仅理解为好坏、新旧、优点与缺点、正确与错误之类。这些理解都是过于狭隘的。性格矛盾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性格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各种属性之间，就构成一对对性格矛盾。哈姆雷特“巨人的雄心和婴儿的意志”，聂赫留朵夫“精神的我”与“兽性的我”，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宝玉“银样蜡枪头”，等等，都是性格矛盾。领袖有伟大的一面，又有平凡的一面；英雄有英雄气，又有人情味，如鲁迅说的：“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的战士。”⑥ 这“日常生活”与“可歌可泣”之间，也都是性格矛盾。人们的理性与本能、理智与感情、道德与爱情、本质与表现、言论与行动、思想与言行之间、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之间，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都可能形成性格矛盾。因此，必须正确理解性格矛盾，注意表现多种性质不同的性格矛盾，从而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

　　表现性格矛盾，不能写那种作家主观臆造的虚假的性格矛盾，也不应无目的无意义地为写性格矛盾而写性格矛盾。有些作者为改变性格单一的面貌，没来由地将优缺点堆砌到同一人物身上，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品质杂凑到同一人物身上。好人加上点坏脾气，英雄给他点生理缺陷，嗜血成性的反动分子让他有点艺术爱好，诸如此类，近年来时有所见。这不是真正的性格矛盾。性格矛盾，应是人物身上具有“社会特质”，且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属性间的矛盾。宝玉说自己：“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这寻寻常常的话，体现了宝玉性格中思想言论同行动的将矛盾，而这性格矛盾，便揭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同罗网般的封建势力的冲突。这还只是宝玉性格中的一个小矛盾，其意义便何其深刻重大。得奖小说《西望茅草地》塑造了一个矛盾、复杂的老干部形象张种田。作者谈创作体会时说：“我本来可以把‘张种田’的优点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为了让他更生动更显真实，可以写一写他性格上的小缺点，”“我本来还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为了使他更丰富更令人可信，可以写他偶而显露的‘人性’光辉。”还说自己过去就曾是这样写

的。这也道出了许多人物性格无矛盾或矛盾虚假肤浅的通病。这次作者没这样写，既没把他简单地写成平面的英雄战士或官僚主义者，也没皮相地为写性格矛盾而堆砌优缺点；而是“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探索为什么那些使他在“民主革命中大显身手”的品质，却使他在“五十年代后期扮演了悲剧角色”，为什么“他越肯干，就越具有灾难性”。于是发现并描写了随着社会时代的前进，“张种田的落伍是必然的”，他的眚德功罪，他的矛盾和悲剧，是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同时也揭示了“左”倾思潮的假社会主义实质。作家应该发掘、选择的正是这种真实、深刻、能够反映社会矛盾，因而具有社会意义的性格矛盾，才有认识价值，才有助于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

　　表现性格矛盾，亦不是好坏参半，对各个性格属性“一视同仁”，而应注意突出性格的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也即突出主导性格特征，同时注意表现主导性格对其他性格属性的统摄、凝聚作用及其对整个性格的主要决定作用。战士有缺点，瑕瑜互见，应如实地全面描写；但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瑕不掩瑜，这更应明确表现出来。阿Ｑ性格具有多面性，这使阿Ｑ形象具有立体感，而不致成为精神胜利法的抽象化身；但阿Ｑ性格又以精神胜利法为其主导，这又使阿Ｑ性格十分鲜明，获得“定性”，以致阿Ｑ精神与精神胜利法成了同义语。性格如果缺个主导特征，人物形象必显得模糊、混杂、散乱，甚至良莠不分。突出主导特征，是使性格具有明确性、统一性的关键。

　　从长期以来的创作实际看，倒是应该注意防止过分突出和夸大主导性格特征，以致掩盖、抹煞了其他性格特征，使人物性格显得不合情理，不完整，不真实。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⑦，批评“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如“李白怎样做诗”，“拿破仑怎样打仗”，而对其他性格侧面则“一点也不看”，“于是所见的人和事，就如盲人摸象”⑧。这意见很有道理，至今仍值得重视。

应该指出，阶级社会中现实的人，一般来说，阶级性是其主要属性，古今中外许多典型，也即以阶级性为主导性格特征。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还有不少成功的典型，阶级性并非它的主导性格特征。高尔基谈到他的人物福玛时说：“福玛，作为一个商人，作为阶级的代表人物，并不典型。他只不过是个健全的人，希望过自由的生活，他在那个时代里感到受拘束。”⑨ 就属于这种情况。阿Ｑ也是，阶级性不是阿Ｑ性格的主导特征。只要作家没有忽视性格中的阶级属性，没有将主导性格特征抽象化而抹去其中固有的阶级烙印和其他社会印记，便不应强求作家非以阶级属性为主导性格特征不可，就不能说是“超阶级的人性论”。作家选取何种性格属性为人物的主导性格特征，正是作家在反映生活、塑造人物时体现和发挥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不应有所限制。鲁迅以精神胜利法为阿Ｑ的主导性格，正体现了鲁迅对社会人生独到而深刻的思考认识，倘以阶级性为主导，就失去了“这一个”阿Ｑ。根据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的主要属性这个正确理论，直接推导出典型性格都应以阶级性为主导性格特征，是艺术教条主义。倘依此办理，世界文学史上不知要失去多少不朽的典型。

　　由于人物关系的矛盾和性格本身的矛盾的交互作用，人物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内心便会引起反应，往往会产生内心矛盾。人物的内心矛盾与人物的性格矛盾不同。性格矛盾指人物性格相对稳定的属性间的矛盾，内心矛盾是人物在具体心理活动时的矛盾，前者更为根本，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具体表现。重视并善于描写人物种种内心矛盾的具体内容与外部表现，描写其如何产生、如何斗争发展、最终如何解决、如何作出决定与抉择、如何发为行为，便能烛照人物的灵魂，显示人物的真面目，多样性统一的人物性格便能表现得更具体生动，更丰富充实，更细腻动人。《红楼梦》第三十二回，这样描写黛玉听了宝玉称赞她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后的心理活动：“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自己认他是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颂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 黛玉为寻到知己而喜，可见她追求在彼此理解、志同道合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却又为宝玉的不避嫌疑所惊，可见她仍囿于封建礼教，故自视越轨，处处防人耳目，不敢正大光明、袒露真情；为“金玉”之论困惑、慨叹，可见她对“知己”与“金玉”之论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实质认识不清，她的追求尚属自发而非自觉，为“无人为我主张”所悲，可见她还信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想都未想到可以并应该掌握婚姻自主权。黛玉此时又喜又惊、又悲又叹的内心冲突描写，使矛盾复杂、多样统一的黛玉性格饱和着血肉，十分具体感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赞誉托尔斯泰的“心灵的辩证法”，也即指托翁善于进行心理分析，擅长描写人物心理冲突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这对托翁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确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以上只是以“静力学”的方法，从横向的角度，阐述如何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这样还很不够，因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⑩。不管是人物关系的矛盾还是人物性格自身的矛盾以及它们二者间的相互作用，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人物的环境（主要是人物关系）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动的；它对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持续不断地发展着的，人物性格一旦形成，更不是凝固僵化而是总在发展变化的；它也并非一味消极被动适应环境而是随时不停地反作用于环境。我们常说的“性格逻辑”，其实质，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内、外部矛盾运动的必然过程。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出来。”{11} 人物性格的各种属性，总是时而显露、时而隐蔽的。在一定的场合、阶段显示出某些属性，另一些属性则潜伏着，到了其他场合、阶段才显示出来。只有在整个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充分显示其多样属性，也只有在这过程中，才能表现出多样属性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显示其统一性。因此，塑造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还应以“动力学” 的方法，从纵向的角度，表现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高尔基将情节理解为“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 {12} 既不像有些人把情节单纯理解为人物关系矛盾（环境的主要内容）的发展过程，也不像有些人把情节单纯理解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过程，而是将这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当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也即环境与人物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这是个精辟的见解。具体点说，就是要表现处于变动中的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矛盾，作为外因，如何在人物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影响、刺激人物，确定人物的各种地位、身份，打上各种社会印记，产生各种思想感情，制约推动人物各种行为，逐渐形成多样性统一的人物性格。而这多样性统一的人物性格，在外因持续作用的过程中，又是如何通过其自身的各种矛盾运动的作用（内因），致使性格中的多样属性，有的削弱了，消失了，有的发展了，增强了，有的新因素产生了，有的旧因素经过改造保留下来了，各自的地位作用改变了，转化了，主导性格特征也可能变换了，从而达到新的多样性的统一。在这过程中，人物性格作为人物关系中的一个能动、积极的因素，又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思想行为，反作用于人物关系，引起后者的变动、改组，于是又进一步引起性格的发展变化……这整个是一系列不可割裂的交叉往返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孤立地描写性格的内部矛盾运动过程或外部矛盾运动过程，性格的发展变化就会不是缺少外部条件就是没有内在根据。只有全面地表现好性格的内、外部矛盾运动的统一过程，才能真实而充分地表现多样性统一的性格的形成、发展、变化。《复活》的描写很能说明上述道理。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年轻时还是个正直、善良、单纯，有着事业心和纯真爱情的“精神的人”，后来“害了由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所培养出来的自私自利的疯病；在他身上，动物的人就占了上风”。同时，他的善良性格并未完全泯灭，“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仍不时发生“内战”。在法庭上偶遇玛丝洛娃，激起他灵魂“猛烈、复杂而痛苦的斗争”，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精神的人”开始复活。随着他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下层人民，他愈来愈看清人民的痛苦和现存制度的罪恶，愈来愈厌恶虚伪、腐朽的本阶级，愈来愈接近宗法制农民的思想感情，贵族原则与农民原则时时在其内心展开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矛盾斗争，经他不断“打扫自己”，终于导致与贵族资产阶级决裂，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但又未能真正走向人民，成为“老百姓一分子”。他的社会探索和精神探索注定找不到现实的出路，只能从《圣经》里寻得空洞的答案，在上帝那里找到虚幻的归宿。显然，要是作品没有这么个人物与环境交叉往返、曲折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要塑造这么个复杂的活生生的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是完全不可能的。

表现典型性格的发展过程，就性格描写本身看，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任何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都不可能一下子暴露无遗，因此，性格描写不应急于交代一切，而应随着情节的进展，自然而然把性格从内到外逐渐显现和从外到内逐渐深入的描写结合起来。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读者、观众起先看到的是个善良、天真、单纯的女子，一个孝顺的女儿，温顺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要求，是潜伏着的。只是最终通过她毅然离开丈夫和家庭，并对整个社会的宗教、法律、婚姻制度、道德观念发出公开的抗议和挑战的言论行动，才得到深刻而有力的揭示。

　　其次，任何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因此，要善于把性格的渐变与骤变的描写结合起来。描写渐变，为骤变做好铺垫、准备，展示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描写骤变，则揭示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娜拉从顺从到反叛，判若两人，虽只有短短几天，但也是因为其间发生一系列事件，使她原来十分简单的头脑，对社会现实的复杂、冷酷、不合理，愈来愈有清醒而深入的认识。在此渐变基础上，一旦她对丈夫最后的幻想破灭，她便突然完全觉醒，实现骤变。有些典型性格的发展变化，在渐变过程中，还发生部分属性的质变，据此形成性格发展的阶段性，最终才完成根本转变。并非每个典型都得写骤变，但若写性格骤变，就得写好渐变过程。有不少作品，就因忽视这一点，致使性格转变过于突然，显得不合理、不真实。

　　再次，任何多样性统一的典型性格的发展过程，都是既克服又保留。多样性格属性中，既有相承、连贯的部分，又有扬弃、改造、新生的部分，整个性格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因此，还应将性格发展的变动性与连贯性的描写结合起来。娜拉前后固然判若两人，但她始终还保留着善良、无私、真诚、勇敢、有主见等品质。她几年前便敢于自作主张为营救丈夫而冒名借债，后来面对危险，敢于承担责任，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品质，使她一旦认清自己的处境、丈夫的灵魂和整个社会现实的真相后，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使她有勇气、有决断走上反叛的道路。她的这些品质使她的转变有内在的根据，并在转变后保留下来。要是没有这些品质的相承、保留，她就实现不了主导性格从顺从到叛逆的转变。有不少作品，就因为缺少这种连贯性，造成性格发展前后脱节，这与完全不变的性格一样，都是不真实的。

　　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的描写结合，渐变和骤变的描写结合，变动性和连贯性的描写结合，可用以指导作家从具体的人物形象出发，遵照性格逻辑来表现多样性统一的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它们不是条条框框，不可机械套用。

　　最后，必须坚决克服人物性格凝固化、定型化的弊病。在许多作品中，除了所谓“中间人物”有“转变”外（还被专称为“转变人物”，似乎别的人物就该静止不变），新人、英雄多“自来红”、“起点高”，此后便一贯正确，逢凶化吉，自身没有成长成熟过程。坏人一出场就凶相毕露，此后便专干坏事，直至灭亡，性格自身也是毫无触动。或者说只有量的增减的直线式的所谓“发展”，成了表扬好人好事或批评坏人坏事，将优秀品质和事迹一样一样堆在好人身上，或将坏人恶行一件一件罗列出来。如此即使写了人物的多种品质，人物也不可能是活生生的统一体。

附记：本文是《论典型性格是个多样性的统一体》中的部分章节。

注：

①《鲁迅论文学艺术》上册，第１２８页。

②《鲁迅论文学艺术》上册，第１１７页。

③《文学书简》。第２１９页。

④《文学论文选》，第２４９页。

⑤ 列宁：《哲学笔记》，第１４７页。

⑥《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６０３页。

⑦《鲁迅全集》第９卷，第２７１页。

⑧《鲁讯全集》第６卷，第６０３页。

⑨《文艺理论译丛》第２辑，第１８１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９４页。